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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王石袒露心声:有过自卑感、有过挣扎、甚至做好被乱棍打死的准备
发布时间:2020-01-24 作者:admin

  1997年11月,总理到深圳调研,王石作为企业家代表参加总理座谈会并汇报工作。机智的王石选择的题目不是房地产,而是“分税制前后对企业的影响”,这也是1993年力推的改革。听得饶有兴致,受此鼓舞,王石提了上述问题。

  片刻沉默,反问:“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,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?”王石直接答道:“不能。”再反问:“如果金融市场开放,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?”王石再次否定。又问:“消费信贷放开,还不行?”王石字斟句酌:“两年内不行。”

  这时,斩钉截铁地说道:“我两年内一定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。”看到如此坚决,王石答道:“既然总理说行,就一定能行。”

  2008年,王石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。“拐点论”让万科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,接踵而至的“捐款门”更是让王石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。

  2007年末,王石在某发布会上回应记者关于“拐点”的提问,王石的“我承认楼市的拐点确实已经出现了”一时引发轩然大波,进入08年,“拐点论”争议更是达到白热化阶段。王石再次语出惊人,表示自己所理解的拐点是房价的理性回归。

  2008年“512”,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之后,王石表示,“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”,并提到“不要让慈善成为低收入员工的负担”。

  有人评价王石:虽然登上了珠穆朗玛峰,但是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。

  “当时已经做好了被‘乱棍’打死的准备,”回忆当时的情景,王石对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说道。他事后反思,“当时全国都处于悲痛的情绪中,年轻人希望我扮演的是一个‘能捐多少就捐多少’的角色,而我却采用了一个非常冷静的说法。”

  后来,王石对此进行了公开道歉,万科也提出了助1亿重建灾区资金的方案,事件得以平息。

  也正是这一年的遭遇,让王石开始反思人生。用他的话来说,身体的塑造、个性的伸展、智识的提升、社会角色的变化、生死观的变化都进行了一次“更新”。

  进入人生的第三阶段,王石的理想之一是把划龙舟推广到奥运会上去。“我要给你们的父母作榜样,你看王石69岁了还可以做什么。”

  “我遗嘱上,不会插个标杆写‘爱惜生命,人生无常’,这样活着没有尊严。我不会安于享受,我的人生一定要活得很精彩。”王石这样说道。

  王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?近期,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独家专访王石,还原一个轮廓分明的王石。正如一尊被阳光直射的雕塑,既有大片的高光,也有隐藏在背后的阴影,王石的经历亦是如此。也正是这样,一个立体形象的王石走出来了。

  凤凰网财经:1997年11月,总理到深圳调研,您作为企业家代表参加总理座谈会并汇报工作。当时,您汇报主题不是房地产而是分税制。为什么?

  王石:当时,京九铁路开通剪彩,总理到深圳调研。之后,总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,听取企业汇报。当时一共安排了10家企业进行汇报,一类是房地产企业,一类是出口企业。那年正值亚洲经济危机,货币贬值,政府担心出口问题,所以,召集了一些从事出口领域的企业家,希望他们能给一些建议,如何刺激经济。我记得,当时办公厅希望我谈两个话题,一是万科的科技化管理,另一个是万科的股份制改造。

  王石:我都没选,万科是个中型企业,所以不太适合谈科学化管理,而股份制改造,对于国营企业很难推行下去。总理对债转股感兴趣,但和万科没有关系。有一个话题会引起朱总理的兴趣:分税制,这是总理自1993年起力推的一项改革。所以,我就谈了《分税制对企业的影响》。

  果然,朱总理一听分税制,眼睛一亮。我说,分税制之前,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务是承包制。地方政府同企业也是承包关系。比如,万科到上海投资,同税务局签订承包合同,这是一个基数,每年一个增长比率,万科与上海签订的合同是按每年20%递增,同实际每年盈亏没有关系。启动分税制,同政府的承包合同作废,虽然1995年规模缩小、利润下降,税收的基数大了,所以交税的总额依旧增长。

  总理听着舒心就笑了。他问我,要多交这么多税,你难道对我没意见吗?我说没意见。为什么?我说,我举双手赞成分税制。通过税制改革,第一次从税法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是不同的利益主体。换句话说,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不明确,哪来的企业和政府的明确关系呢?

  我看总理听得饶有兴致,又借机请教了他一个问题,“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?”总理反问我,“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,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?”我说不能。万科把香港新鸿基当作学习的榜样,万科虽然是内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,但规模还没新鸿基一年的利润多,怎么能成为支柱产业,规模远远不够。

  总理又问,如果金融市场开放,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?我还回答,不能。总理再问,消费信贷放开,还不行?我说,两年内不行。事后觉得自己太傻了,按理说,总理问问题,我应该顺着说,但我却一直说不能。

  后来,总理斩钉截铁说道,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。我就说,既然总理说行,就一定能行。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了。这是我最得意的一次经历,有段时间,我茶余饭后还跟人分享这个故事。

  我还记得演讲前还有一个小插曲,耳闻朱总理向来以数字说话。我就打印了很多利润、规模、交税情况图表,但打印机太慢了,耽误了一些时间。后来,我飞奔赶去了会场,座谈会已经开始了,迟到了十分钟。

  不过,总理对我的汇报很满意,还说我是房地产专家,要聘请我为房地产顾问,笑称是没有工资的顾问。我以为总理只是说说而已,没想到,过了两个月,建设部、国务院住房办、国家体改委、土地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,约我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。

  我活跃了两个月,感觉到北京是个政治中心,利益团体的平衡中心。我对住宅行业的看法并不特别新鲜,只是,一些专家没有机会或勇气在总理面前陈述。三个月后我就明白了,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企业家吧,通知我去开会也不开了。

  凤凰网财经:您曾提到2008年的拐点论和捐款门是您人生的至暗时刻。当时的个人状态是怎么样的?现在回想起来,您对这两个事件有新的认识吗?

  王石:首先,拐点论,更多是对万科的冲击。拐点论的观点让很多地方官员都一下不喜欢万科,因为那时都希望卖高地价。同行也不喜欢万科,万科是龙头企业,带头降价,同行都不乐意。业主也不喜欢,因为他们购买房子是希望升值。

  所以,拐点论让大家都感觉不安,除了中央着急,想压价外,大家都希望价格上涨。这种情况下,这使万科团队做事情遇到了很大阻力,大家压力很大。

  王石:对我个人来说,影响更多的还是捐款门。从某种角度来讲,那时,我的人生事业已经到了一个高点,房地产算是做到了全世界老大,珠峰也登上去了,各方面似乎都不错,但突然一下就打翻在地上。钱和荣誉我选择了荣誉,但现在似乎都没了。

  而且让我更煎熬的是,质疑我的人很多是年轻人,80后,这是最煎熬的。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,这给我打击非常非常大。

  王石:就是去登山。现在体会到了还是管理团队承担了很大压力,某种程度上,我基本属于万科管理层的精神领袖。拐点论给万科经营带来了严重影响,这个可以硬着头皮去给相关部门说软话。但“捐款门”,难道要对80后道歉吗?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说错,万科的团队当然非常着急了,为了弥补我的言论影响,特意加大了对汶川地震的经济投入。

  当时,我还有一个安排是去新疆探险,团队劝我不要再去了。后来纠结了很久,在离开的前一天,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了。那时,非常难过,我一般很少失眠,那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。

  后来,我反思了,其实,在地震带来的那种悲观情绪下,年轻人希望我扮演一个“带头者”的形象,能捐多少,我带头捐,我不但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,反而采取了一种非常冷静的说法。如果这个时候余震再大点,再死伤一些人,我的下场会非常糟糕。

  王石:你还不信。当时,因为捐钱不够,甚至有人发起号召去冲击麦德龙,砸麦当劳,情绪就已经到达那种程度了。相关部门还出来解释,捐款是靠自觉的,不能靠多少来评价,不能做一些违背投资环境的举动。

  但是没人替我说话,你知道吗?当时有人建议我,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躲一下,因为大家情绪激昂,根本控制不住。如果再来几个“王石”,会发生什么?

  但要不要辞职?我说只有几种情况我会辞职,第一,因为我的言论,股票严重下滑。第二,因为我的言论,大家拒绝买万科的房。第三,当时很多反对我的是80后,万科60%员工是80后,如果因我的言论,让万科这些员工懈怠或罢工,那么我辞职。所以,如果不是以上这三大情况,我不会辞职,辞职了反而是不负责任的做法。

  王石:那没有,那怎么会哭,这只是压力,并不感到委屈。只是觉得落差,忧心忡忡年轻人的想法。后来,在凤凰的一个节目中,主持人现场连线问我是否愿意当着观众面道歉。我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说我愿意:第一,目前还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,但因为我的言行,让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,分散了抗震救灾的精力。我要为这个道歉。第二,因为我的言行给万科品牌带来影响,我道歉。第三,对管理层道歉,给他们带来了压力。最终,这个事件才慢慢平息下来了。

  图注:2008年,王石在四川中金医药包装有限公司救灾点听取灾情。

  凤凰网财经:2017年,您卸任万科董事长一职。为何这时选择离开?您怎么评价“接班人”郁亮?为什么选择他?

  王石:郁亮做得非常好。很早之前,一个企业家来请教我,如何培养接班人,我说我培养团队,建立制度来挑选接班的人。谁来接班,是从团队中挑选合适的人来接班,如果不行可以随时换。如果专门培养接班人,风险会比较大。在培养团队的时候,肯定要不动声色地考虑谁第一、第二顺位。毫无疑问,郁亮是优先考虑第一位的。

  王石:我1990年辞去万科总经理,那时,第一位接班的是姚牧民,他一直负责房地产业务,万科那时已经确定了房地产主营业务,他接班是正常的。但不久,他就移民到澳大利亚了,郁亮顺位接班。

  郁亮90年代初来到万科,主要做连锁零售业务,策划书是他写的,之后他当了董秘,后来又做风险投资,之后做财务经理,但从来没做过房地产业务。郁亮当时也很惊讶,问我为什么选他。我说,不懂房地产就不能做了?他一下愣了。我说,真正第一把手是班长,班长是带一帮人,管理大家的,懂行有懂行的做法,不懂有不懂的做法。你不懂就会重用懂的人。至少经济、财务等方面的训练也证明了他的能力。

  王石:对,综合考量。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。有一个和郁亮能力旗鼓相当更活跃的副总找到了我,想回到万科。此前,万科曾计划和华润置地合并,他去华润置地当了老总,但最终没有合并成功,这位老总想回来,我没同意。郁亮找到我,问我是不是担心他回来了,他和这位老总的职位不好安排。郁亮当时还提议,“他回来做第一把手,我还是做常务副总。”我说,“不是。我都管不了他,你们怎么管?不是担心他当了一把手,你们不好相处,而是他回来之后估计还是想自己出去闯。”

  中国文化常说,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。我认为,用人应该怀疑,用“制”不怀疑,用制度去约束他,而不是信用。这种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”有很大问题,他只用亲信,只能用熟人,只用自己知根知底的人,这样公司怎么能做大?对我来讲,你怎么看我不重要,更多是他的性格和特点是什么,能力怎么样。

  我记得,之前有一个万科的高管离职去别的公司了,因为对方给的条件不可抗拒。我当时就给这个高管说,两年内,你绝对回来。果不其然,一年后就回来了。因为他适应万科的环境,所以肯定回来。

  凤凰网财经:万科在1992年就坐上了行业老大的位置,一坐就是十年。最近几年被碧桂园赶超了。原因是什么?

  王石:不仅是碧桂园、之前恒大、万达、绿地都超过,万科有时好像连第二都不是。

  王石:恰恰相反,行业老大当然好。行业老大有没有号召力,当然有,行业老大牛不牛,当然牛。但大是不是目的?大不是目的,大是个结果。真正的目的是什么?一定和企业的文化性格结合起来,如果文化性格是做精品,做精品做不大,因为他的服务群体是中产阶级。

  但是你为了大而大,最简单做法就是搞兼并,兼并几个就大了,最终发现一味为了大,最终结果都不好。万科曾经历过一个为大而大的过程,从开始做房地产,整合房地产行业,成为行业第一,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。最优秀的企业,追求的不是“最大”,而是最优秀,最优秀就必须做到产品、服务等被消费者接受认可,并不追求每个消费者都买得起。这样的结果,能否做到最大,也可能是最大,也可能不是最大。但达到这样的企业文化诉求后,这个企业才有竞争力,不仅现在有竞争力,将来也有竞争力,这是我对万科文化的定位。

  实际上,相当一段时间,因为万科成了老大,我和管理团队一直有压力,接下来怎么办?所以,不要有这样的情绪,不要为大而大。

  当然,万科的管理层也有争强好胜的,这些年轻人比我年轻十几岁,想法不一样。但我觉得应该更长远点看,很多我的决定,事后他们会不得不承认,还是董事长考虑得对。现在万科到老二,甚至到老三,老四,没有什么不好。

  王石:没什么。不是那么在乎,关键在乎的还是我们客户的感知度。我们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一个参照系是日本的房地产行业。日本转型最好的房地产公司是大和。它和万科比较类似,做住宅地产,但现在它也做城市配套、酒店、写字楼、商场、学校和医院等,这些配套服务收入已经占到了总收入近80%,传统住宅开发业务不到30%。万科现在接近90%还是住宅开发,这是万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。所以,现在才是转型的开始,比大真的没有什么意义。

  王石:至少万科差不多转型了五六年了。现在万科的物业已经今非昔比,我们收购普洛斯后,物流方面已经是第一大物流公司了,很快物业管理也将会成为一个单独的业务,做到行业翘楚,很快还有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个业务板块会凸显。

  恰好现在是中国城镇化的第二个四十年,序幕才刚拉开。虽然,农村城镇化过程中高增长的第一阶段结束了,但整个工业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过程还没有结束。这个过程中,如何从制造产业、农业化向工业制造产业、服务业转化,这中间的细化和分工才刚刚开始。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,现在也才刚刚开始,真正的精彩在后面。

  王石:我不去评论,因为现在都是标题党,我再评论,就刷屏了,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话的背景是什么。

  未来科技如何发展,甚至智能人取代人。这是有可能的,这是哲学命题,不是现实命题。但在这之前,人性是不会改变的,身体的尺寸不太可能出现颠覆性改变,人不会变成兔子那么大,城市空间的诉求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。

  我想说的是,人再怎么有钱,他居住的环境,居住的空间不能太大,太大会受不了,这和有钱没钱没有关系。也不能太小,太小太闭塞,就像香港很多房间像笼子,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。所以,要大小适中。

  我去了全世界这么多地方,游学去了这么多大学城,我最喜欢的大学城是剑桥,因为剑桥的街道两边还是中世纪的风格,它是马车的街道,两头很窄,房屋最高不过三层,它的尺度是人性的尺度空间。

  所以,我不想断章取义。我认为,房价会调整到一个适当的价格,但它会很便宜?那是不可能的。

  凤凰网财经:您的新书的题目是《我的改变》,除了去登山、留学、挑战不同领域等,这些给您带来的改变。那您的妻子,田朴珺女士给您带来哪些改变?

  王石: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。但我们最好免谈,也不太好谈。

  现在问题是地价太高,房价太高。但确实,香港的几大红利中一大红利是土地红利。土地红利本身和我们土地所有制有关系,我们土地所有制是公有的,在城市发展过程中,公有土地转让获利的是谁?除了使用过这些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或单位有一定补偿外,多数收入是政府获得了。政府依靠这些收入进行城市基础建设,这是正面的作用。但从负面来看,它会有一种吸鸦片似的过度依赖,会导致高价拍卖,结果就是高房价。依赖土地,依赖房价,这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,比如美国、欧洲、日本都是。日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带来的危害。所以,过度依赖高地价,高房价,这是非常危险的,尤其现在资源配置,更多资源涌向土地市场,它更多是一种虚增的泡沫,没有实际意义的。我提出拐点论,是基于我的理性思维。2008年,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,我们不得不稳住经济,采取措施刺激经济,所以,我们错过了一个窗口期。现在采用货币刺激政策是国际大环境共性,出口不行,又转向房地产。所以房地产又开始新一轮的地价增长,房价增长等轮流增长。

  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预判,万科没有被掏空,万科的现金流一直比较好。现在的调整大方向是对的,过去一刀切,现在区别对待。总的来说,虽然,市场资金偏紧,但方向对了。我们再指望房价反弹起来不得了,这会害死人的。凤凰网财经:

  只能说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去适应,当前的变化已经到了严峻时刻,但很多房地产商没有做好准备。凤凰网财经:

  其实,一步步走到现在,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过高的期望,对后代也没有高的期望。能走到现在,很多收获都是意想不到的

  比如我住五星级酒店不习惯,朴素惯了,我住商务间就一张床,我觉得套间很浪费。什么是不忘初心,我觉得挺好的,珍惜一切,不要认为一切理所当然。第三,无论未来如何,我还是带着好奇心生活。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探索,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了不起了,你就已经把自己束缚在那儿了。

  比如,我去哈佛上学前,我发现我的小秘书非常认真地看英文。

  我问他,为何最近对英文感兴趣。他说要跟我去哈佛。我一愣,我去哈佛学习,你去干嘛?他说是公司安排的,还安排了司机等。我一听就笑了,我到哈佛学习,还带秘书班子去。最后,我还是一个人去的,一个人搭地铁,一个人办信用卡,一个人住,到现在还是这样。我觉得我还有活力,不要再把我摆到什么位置上,我还要创业。

  图注:2013年10月,王石入学剑桥(夜行剑桥摄于剑桥高科技园)

  这其实都是我挣扎的结果,不是我本人就很自律、就是钢铁。

  我可能很会挣扎,但我觉得人生这样才好玩,才有意思。我不想给人印象,我就是了不起,我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。09

  比如划龙舟,我准备把划龙舟推广到奥运会上去,这是我的理想之一。

  图注:2017年5月于扬州,王石参加“深潜艇进扬州大师赛”

  以前,奥运精神强调“更快,更高,更强”已经遇到瓶颈了,因为人类的极限不可能再高了,不可能再快了,不可能再强了。再更快,更高,更强?使用兴奋剂吗?这是反人类的。所以,奥运的精神一定要转变,转成广泛的体育运动参与精神,青奥会、残奥会就是在鼓励广泛参与,男女平等,以前女子金牌可能只占到十分一,现在可能一半甚至更多。

  恰好龙舟是代表着广泛参与的项目。现在龙舟已经不止是中国流行,在国际上也很流行,但很可惜现在不是奥运项目。我们2008年曾经申请两个选项,一个武术,一个龙舟,我们选了武术,但武术难度大,龙舟特别符合新奥运精神。所以,我就想把龙舟推广出去,洋龙舟就是赛艇,也要推广,把龙舟推到奥运会上去,这是我的新的梦想之一。

  图注:2016年11月于云南,王石参加“2016艇进滇池深潜杯赛艇友谊赛”

  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已经来了,应该怎么做?一定做得精彩,如果不精彩,没有意义。我遗嘱上,不会插个标杆写“爱惜生命,人生无常”,这样活着没有尊严。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榜样。你想要长寿,如果有钱可以去寻求最好的医疗服务,但我不会那样享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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